袁了凡（1533—1606），初名表，后改名黄，字庆远，初号学海，后改为了凡。浙江嘉善人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世以行医为业。其父袁仁为当地名医，笃信佛法，好读书，家中藏书多达两万余卷。袁了凡十三岁时，父亲去世，其藏书大多交付了凡保管。因此，他得以博览群书，少时就显露出卓异之才。
了凡先生兄弟共五人，父亲亡故后，全家依靠母亲李氏辛苦维持。本来李氏打算让了凡学医养家，结果了凡因偶遇卜者孔先生而走上了读书做官之路。了凡先生后经云谷禅师点化而信奉佛法，矢志钻研立命之学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他考中进士，曾担任宝坻知县。因政绩突出，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。当时明军与倭寇在朝鲜作战，了凡先生以“军前赞画”随军出征。他足智多谋，指挥得当，明军多次打败倭寇。因与主帅李如松意见相左，后罢归乡里，一心著书立说。
《了凡四训》一书为了凡先生六十九岁时编订，由《立命之学》《改过之法》《积善之方》《谦德之效》四部分组成。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儿子，故初取名“训子文”。在书中，了凡先生以第一人称口吻，讲述了自己改变命运的过程。他综合自己毕生所学，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，并结合自身经历及众多真实案例，来告诫世人命运其实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有志者应当奋发向上，努力为善，积极改变命运。其中，《立命之学》为了凡先生罢官后所作，篇名原为“立命篇”。此文基本上是了凡先生一生的自述，主要讲述了他的家世、求学经过、改命历程以及为官处事之法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《了凡四训》一书的大纲。
《改过之法》和《积善之方》是了凡先生中年时，求子之愿圆满后所作，曾收入《祈嗣真诠》一书。《改过之法》原名为“科第全凭阴德”，内容主要是讲如何分辨、改正过错。《积善之方》则主要以实际事例介绍行善的种类以及效验。《谦德之效》原名为“谦虚利中”，主要讲培养谦虚冲退的品德对考取功名的重要性。在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），已有人把《立命篇》《积善之方》《谦德之效》三篇文章合刊出版，并附录了云谷禅师所作的“功过格”。直到崇祯年间，四篇文章才合为一书，到了清初，《丹桂籍》中将此四篇文章合刊，是为《袁了凡先生四训》。
考察此书的传播历史我们发现，在明朝，万历年间的刊本产生的影响最大。此版本由于附录了功过格，对善恶奖惩做了清晰的量化评估，既简单易行，又符合一般大众求取福报的心理，故而风靡一时。甚至到后来，所附录的功过格的影响反而超过了《了凡四训》。虽然当时效法了凡先生的人很多，但是水平却参差不齐，清初的佛教居士彭际清曾说：“了凡既殁百有余年，而功过格盛传于世。世之欲善者，虑无不知效法了凡。然求如了凡之真诚恳至，由浅既深，未数数也。”大多数人只是泛泛而为，并没有深入学习其精髓。
了凡先生可谓“誉也功过格，毁也功过格”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，如刘宗周、黄宗羲等对袁了凡宣扬功过格的举措，批评十分猛烈。在《人谱·自序》中，刘宗周批评道：
“友人有示予以袁了凡功过格者，予读而疑之。了凡自言尝授旨云谷老人，及其一生转移果报，皆取之功过，凿凿不爽。信有之乎？予窃以为病于道也。子曰：‘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’今之言道者，高之或沦于虚无，以为语性，而非性也。卑之或出于功利，以为语命，而非命也。非性非命，非人也，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。然二者同出异名，而功利之惑人为甚。
老氏以虚言道，佛氏以无言道，其说最高妙，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。乃其意主于了生死，其要归之自私。故太上有《感应篇》，佛氏亦多言因果。大抵从生死起见，而动援虚无以设教，猥云功行，实恣邪妄，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。是虚无之说，正功利之尤者也。了凡学儒者也，而笃信因果，辄以身示法，亦不必实有是事。传染至今，遂为度世津梁，则所关于道术晦明之故，有非浅鲜者。”
刘氏认为功过格对学者追求正道有妨害，原因有二：第一，启人贪求功利之心，人若为了功名富贵、子孙昌盛而为善履道，则去道甚远。第二，释老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主旨在于“了生脱死”，终究虚无缥缈，无济于事。而且，功利与虚无互为表里，学者多以追求虚无缥缈的来生福报为目的，离儒家所说的“道不远人”相距甚远。刘宗周对功过格的批评是很切中时弊的。为了克服这些缺陷，他在《人谱》中发明了一种“记过格”，即只教人记录所犯过错，而不记录善行。他认为，“言过不言功，以远利也”。虽然明知功利之心有害于道，但刘氏在宣传《人谱》时也不得不指出，学者若遵照自己的办法，照样可以建功立业：“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，功崇业广，又何疑乎？”总的来看，刘宗周的确看到了功过格的弊端，但没能跳出其窠臼。对功过格批评的多种说法参见赵园：《〈人谱〉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》，河北学刊，第26卷第1期，2006年1月。
笔者认为，功过格产生流弊的责任，主要应由当时的书商或无聊文人负责，毕竟袁了凡先生本人并没有收录它，更没有将其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。就书论书，《了凡四训》虽然在思想渊源上与宋以后民间广为流传的劝善之书，如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等相似，后世也多将其视为“善书”一类；但严格来说，两者有很大不同。民间善书多以仙佛口吻劝化世人，大肆宣扬生硬的“因果祸福”故事，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目的。而《了凡四训》则以真实人物的亲身经历为依据，以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为基础，以儒家“五经”、佛教空宗（禅宗）为印证，对世间种种善恶是非条分缕析，并从现象上升到理论，其深度非“因果”故事所能比。
《了凡四训》本是一部家训，问世后很快就流传开来，风靡一时。它在明清两代甚至民国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历代文化名人，对此书倍加推崇。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年轻时曾致力于道德修养，他读了《了凡四训》后，发现自己身上有众多过恶，激愤之下就将名字改为“涤生”。“涤者，取涤其旧染之污也；生者，取明袁了凡之言，‘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也’。”《了凡四训》也被曾国藩列为子侄必读之书。而民国时期的革命巨子孙中山、文化名人李叔同（弘一法师）、佛学大师印光法师等人，莫不深受此书影响。
《了凡四训》一书还走出国门，在东邻日本倍受推崇。日本著名的企业家，两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缔造者稻盛和夫先生就对本书赞誉有加。与通常企业管理者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，稻盛和夫认为企业管理涵盖了生活态度、人生哲学、文化思想、道德伦理观等多种人格要素。他认为现代企业只重视员工的专业技能，忽略了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，因而导致社会各界丑闻频发。他建议领导者的选拔要德在才先。在《活法》一书中，稻盛和夫就引用袁了凡的例子，来说明“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”。在他的管理哲学中，有一条关键原则就是，要让员工明白“命运不是宿命，能够通过因果报应的法则而改变”，如此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员工的创造精神和工作活力。
作为一本四百多年前的小书，《了凡四训》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，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：一、中国人历来重视家教，良好的家风、家训，是维持家族绵延兴旺的重要精神纽带。《了凡四训》一书，记录了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，情感真挚动人。内容由浅入深，简洁明了而不失典雅宏深，能够满足各阶层人士的需求，故能长期受大众的喜爱。二、此书原文虽只有一万余字，但内容相当丰富：会通儒释道三家思想，旁及诸子百家、程朱理学、陆王心学……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。可谓言简意长，耐人寻味，令人久读不厌。三、与一般著作不同，《了凡四训》还是一部人生智慧之书，其中的观点大多是了凡先生亲身实践后所得。读者可以把它当成一部行动指南，可亲自检验、体悟其中所讲道理。四、明清时期的正统思想——程朱理学，一味拔高仁义道德，忽视人对财富、名誉、地位的追求。了凡先生认为，追求功名富贵是人的本能，只要用正当的手段谋求，并不妨碍德性的修养。而且，提升道德水准，更有利于追求功名富贵，两者并不矛盾。
为方便当代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学习《了凡四训》，弘扬中国优良传统文化，本次出版对该书进行了注释、翻译和解析。注释力求精准，译文简洁流畅，解析贴近文意。
本书所附录的《袁氏家训》，是袁了凡兄弟五人记载父母言传身教的回忆录。阅读此文，我们很明显发现《了凡四训》与其有明显的承接关系。了凡先生的父亲袁仁为谦谦君子，且佛学素养深厚；母亲李氏温婉贤淑，坚韧自强。儒家所提倡的忠恕、仁爱、克己等品德，他自幼就耳濡目染。其日后所作所为，也一本少时父母的教诲。通过阅读《袁氏家训》，将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了凡先生思想的渊源脉络，从而更好地学习立命自新之学。
《袁氏家训》为笔者编订，原名作“庭帏杂录”，全书本有二十卷，经倭寇之乱，只残存两卷。后由袁仁女婿钱晓将其整理成《庭帏杂录》一书。通过此书，我们可以发现，了凡先生的成长除了受云谷禅师影响外，其家教有着重要作用。《袁氏家训》内容上可与《了凡四训》相互印证，对我们深入了解了凡先生的思想及其家风家教，有重要参考价值。由于是残稿，本书在内容上较为驳杂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笔者将其中“家训”内容单独选出，分为“父教”“母教”两部分以成是文。不足之处，尚望方家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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